[论文摘要]当代人类悖论性生存状况以及马克思哲学研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乏力，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从生存论维度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旨趣。这种解读模式以西方生存哲学为参照系，以人类现实生存和发展困境为切入点，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维度，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表达了学界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回归生活世界，构建同当代哲学思想的对话与论战平台的理论自觉。但这种解读视角到目前仅十几年的时间，做出盖棺定论的评价为时尚早，研究过程中显现的问题亦需要我们反思，以避免遮蔽马克思哲学自身的基本理论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  实践观点  生存论  [分类号]B0-0

 

一、马克思哲学研究：从实践观点向生存论转向

20世纪80年代前后，伴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以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个体尊严与人格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作为一种理论回应，马克思哲学研究界开始对实践观点进行主体性模式的解读，用存在论“实践”取代“认识论”实践。然而视角的限制，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之重要意义仍然蔽而不明，实践本体论化，实践绝对化等批判一直伴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现代化建设等现实问题面前，马克思哲学“边缘化”、“失语”状态日益明显，一些学者开始从生存论视角出发思考如何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一系列研究成果，学界往往把这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理解方式通称为生存论转向，其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突破口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

1.1 实践观点及其理论困境

传统教科书体系把物质看作是马克思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仅仅被局限于认识论,被理解为“认识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以从物出发、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见物不见人”的理论。这种解读模式，“树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却以‘抽象的物质’掩盖了‘现实的人’, 用物的观点来看待人, 人淹没在物质当中, 缺乏独立性和能动性, 失去了自己的合法地位”[①]。而且，一旦其与现实中的教条主义相互呼应时，现实发展的最大的障碍体现为仅强调物质性生产活动——把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注解为生产劳动，而道德践履意义上的实践则成为附属性的。如此，实践主体以湮灭个体主体地位张扬群体主体地位的形式生存于现世，个体生命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则处于自在和自发状态，缺乏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实践主体便无法真正立足于现实世界。为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这种内在缺陷，一些学者把“实践”从马克思哲学中挖掘出来，并置于核心的地位，反对马克思哲学物质本体论而以“实践”承担“本体”使命，但一种可能性悖论在于——“既要通过把‘实践’确定为其哲学理解的本体来增强理论解释力，却又面临着与‘唯物主义’实质性冲突的可能窘境”[②]，为此，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有意无意的回避本体论问题或者采用双重本体论方式加以解决，导致 “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基础难以确立。

而且，对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的这种解读模式逐渐陷入了主体主义困境。“实践唯物主义”者反对以“物”的客观性遮蔽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力图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哲学理解范式，以实践为基础强调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但其缺陷在于，客体以印证主体的力量、满足主体需要的方式出场，主体价值奠基在对象化存在中，非对象化活动完全被淹没，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主体性极度膨胀，真正的主体性被消解，主体自由亦无从谈起。

传统教科书哲学原理加实证的学理取向使马克思哲学变成了“淡而无味的杂碎汤”，沦为现实的“婢女”，简单化、庸俗化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因此，以学术规范、学术自身为出发点，力保研究和阐释的独立性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成为普遍致思取向。但问题在于，紧随“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进展，这种取向甚至发展到所有的研究都要根据“学术性”来证明自身合法性，体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者摆脱了以往“意识形态”困境，开启了“学术性”为旨归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从消极意义来看，这种研究得来的恰是马克思批判的“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哲学，这种离开现实生活基础，以逻辑、思辨代替现实的形式主义方法，也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俨然成了纷争的战场，学者称之为“语义学丛林”横出，“犹如一场辞藻的盛宴”，使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既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又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

“实践唯物主义”突出和强调了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但本质上还是“外在于实践去描述实践”的传统哲学的思考方式[③]。“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话语系统中，‘实践’脱离开人的真实存在，无视人的存在困境，已变形为纯粹的理性和不着边际的‘游戏’性概念。实践唯物主义在经历了20 多年的风光之后,呈现出理论的疲惫和发展的窘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④]。正是这样，一方面通过对“实践唯物主义”进行了充分反思，另一方面，随着思想解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澄明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意蕴为旨趣的“生存论”阐释马克思哲学的思潮隆重开启。

1.2  生存论转向的理论旨趣

（1）走出马克思哲学研究困境

在一些学者看来，对马克思哲学“实践”的理解与研究陷入的主体主义困境表明，对实践的强调停留于外在的、对象化、物化的层面，而内在的、非对象化的以及精神层面的实践活动几乎仍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而实践思维方式的阐释尽管相对于传统阐释方式具有巨大的理论进步意义，但仅看到了实践的外显形式，实践观研究并没有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深入到哲学本体论层面。因此，要以生存论为根基阐释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内在理论结构，真正深入到实践的内层，从而走出马克思哲学研究困境。邹诗鹏（2002）教授的结论是，建构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将为走出实践观研究的存在论困境提供一种可能出路，实际地完成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对马克思哲学基本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⑤]；俞吾金（2001）教授认为[⑥]，实践唯物主义在当代面临的种种挑战，需要返回到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其关于实践理性的理论，立足生存论本体论，重构实践唯物主义。“要理解马克思哲学必须站在生存论本体论哲学的立场上，使马克思哲学重新返回到生活世界的轨道上”。

（2）阐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的人类实践，凸显了马克思从人的存在出发解读存在的意义这一伟大变革方法的内在价值，并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如果看不到人类的深重苦难，这就是“哲学的悲哀”[⑦]。“21世纪哲学,就其根本使命而言，就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从而为人类在新世纪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新的哲学智慧和新的哲学理念”[⑧]。哲学研究必须回答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问题，而“生存论转向”其实就是“依据生存论的相关理论，对当代呈强势推进的人类实践活动与人类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把握，以期探寻到一个反思时代课题的新视角”[⑨]，“唤醒对生命价值的尊重，确立生命价值至高无上的地位，解除种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遮蔽”[⑩]。如果说人不能囿于“异在”的方式确立自我，生存论转向的理论旨趣就在于探讨人如何以“自为”的方式把人生意义、价值、终极关怀融入到人的生活之中。现当代哲学无疑以人的问题为中心论域，人类生存的困境和当代哲学转型的背景表明，当代西方哲学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倾向以及西方中心主义，不可能展开生存论转向的历史性方向，而马克思哲学执著的生存论关怀与追求，其蕴含的实践生存论思想才是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真正目标，并将深刻影响和主导当代哲学研究的历史性的人类方向。因而，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转向旨在接过当代西方哲学尚未完成的生存论转向课题，深入挖掘马克思哲学关于人及其实践的理论，彰显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11]。

二、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局限

20世纪80年代以降，“实践”成为马克思哲学界的热点问题,各种研究思潮甚嚣尘上。“实践转向”批判传统学科话语体系，力图突破实体性思维方式而转向实践的思维方式，但受制于把“实践”作为本体论中介，未能真正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与意义。为避免遮蔽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底蕴，彰显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价值，因循于哲学研究的人学复兴，以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为新的研究视角，“生存论转向”研究方兴未艾，但保留的西方存在主义的印痕，亦使马克思哲学研究陷入被重新抽象化、流于纯学院化的危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意义被局限于一种社会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当代批判。

2.1 生存论解读带来的理解上的偏差

首先，生存论转向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超越了“知识论路向”并以“生存论路向”开启了新的哲学形态——现代生存论哲学形态，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应以生存论为基本视角，构建以人类为中心、以实践为本体的生存论哲学形态，其主题以探究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揭示人的本质及其存在状态的内在秘密为宗旨。而这种看法的逻辑基础就在于，首先是把生存论看作是对存在论的反驳，其次，生存论在无神论背景下体现为高度关注个体的生存并拒斥知识论。以此逻辑运演的结果就是“生存论转向”后的马克思哲学认识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被悬置起来。

其次，生存论转向强调：人是历史的动物，只有从生成性的角度才能真正把握住人的本质，人既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又是一个价值的存在，现实性与超越性是人的固有本性。而传统哲学客体化的思维方式，抹煞了人的主体性，因此，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人就不能是知识论意义上的人而应是价值论上意义的人，进而为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确立基础。他们一般都强调，当代哲学对人的强调是通过价值论入手的，价值论立足于人的生活的需要，但只能直观地提出和展开应然问题，但“需要”本身的合理性的论证和解释、对应然本身的追问和批判却无力做到，因此，价值论不能看作哲学的基础，还必须把价值论进一步提升或还原到生存论的高度，由外在向内在迂回。由此看生存论转向无疑具有重要开拓意义。因为，以人的需要为价值依据的确容易使价值论研究陷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泥淖。但是，生存论解读强调以人的自我实现和生成为价值根据的问题是，客体本身存在的意义何在？如何揭示人的生成必然产生价值的机制？“价值”如何在主体间取得一致？对这些问题，生存论解读又通常采用求助于实践的策略，认为随着实践的发展必然会得来最高的“善”，从而解决上述问题。但是，现代人类的悖谬性生存事实与之形成了一个莫大的反讽。因而，这种乐观主义的倾向只能是陷入形而上的沉思而脱离经验世界，对人的实践生存状态仍然缺乏解释力。生存论解读近几年“热度”不再，恐怕就在于此：我给你揭示一切，我献给你的仍是一无所有！[12]

最后，生存论解读以解释学理论作为“马克思哲学生存论”的合法性方法论基础。现代解释学理论认为完全中立立场上把握的作者“原意”既是一种幻想，也是一种对理性绝对化的奢望，而任何一种解释都只是“偏见”，“偏见”同时是理解的条件。从这点出发，生存论解读主张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意蕴绝不是恢复马克思的“原意”，而是在现当下背景中重新诠释马克思的文本。应该说这一学理取向是值得称道的，其实质就是要通过“接着讲”来通达智慧之境，力图为现实问题树立导航的路标。然而这一取向实际上却流于空泛：一方面，各种解释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造成了“自说自话”的局面；另一方面，强调“接着讲”往往横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应该出场的处于缺席状态。生存论转向把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的阐发作为自己的目标，暗地里却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对立起来，或者把后者作为反面论据，或者干脆绕开而避而不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立面，“通过奚落教科书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创新，这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是否超越了‘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衡量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与否的标准。如果满足于这种水准，不仅会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平庸化，而且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13]；“而避而不谈”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历史彻底“否弃”。从诠释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者的阐述难免存在意义疏漏、添加、误读等情况，但是，作为时代精神的产物，任何一种哲学绝非是思想者苦思冥想的结果，作为一种理性表达，其时代性必然有其合理性，因而，当代形态的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解读不可缺少的一环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说生存论解读者已经在现代解释学方法指导下解决了“照着讲”与“接着讲”的问题，另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恐将是接着谁来讲？当然，以完全是“非法的解读”来盖棺定论这一“转向”不仅为时尚早，而且正如生存论转向者反驳的一样——这无非是一种对马克思哲学“不容贬低”的素朴情怀而已，其实历史早已证明，“吐红墨的乌贼”早已属于那个退隐的时代。不必复返。

2.2 缺乏对存在论问题的深度挖掘[14]

王南湜（1999）教授指出^[15]，“根据对于理性之根源的设定,全部哲学思维可以划分为三种范式——世界论范式、意识论范式和人类学范式。”生存轮转向研究从“人类学范式”的思维范式出发，遵循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应该是一个现实话题，必须着眼于当代人类的现实生存问题来追问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但却忽略了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的深度挖掘，其内在局限性日益突显出来，一方面，对“生存”的理解莫衷一是，有的学者在奎恩“本体论承诺”意义上使用本体概念，把生存，自由和解放等等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预设，有的学者则受海德格尔“在世界中”思想^[16]的影响，把“实践”看作是“本源性”的生存活动。另一方面，有再次滑落实体本体论泥淖的危险。生存论转向为避免把马克思哲学沦为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哲学，以“生存”来诠释、拓展“实践”，最终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但实践同生存的关系却处于蔽而不明的状态，生存本体论存的本体论化倾向非常明显，而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被遮蔽起来。

三、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转向的意义

总体上，“生存论转向”解读对于突破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理解与阐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搭建中西哲学对话平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的运用，实现了基本解释原则的重大创新，对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其方法论意义也渐入人们的视野。

“哲学的历史发展表明，理解人的难点主要不在于把人认识（规定）为什么，而在于怎样去认识（规定）人[17]”。生存论转向不再把人看作“现成人”，而是看作“生成人”，在实践活动中，人的存在“显示为一种‘生存’过程，显示为一个矛盾的否定性统一体，显示为一个不断生成的开放流动过程[18]”，“人不再是一个‘什么’，而已成为‘怎样’和‘如何’[19]”。这种对历史性原则的强调，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理解，有利于克服对实践的实证化、庸俗化理解，凸显了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维度；同时，拒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代之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或生成性思维方式，为理解与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真正的哲学表现为“思想中的时代”，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以反思的形式表达“一个时代理论上的自我理解”。在现代生存境遇中，人类无法摆脱的一个时代难题就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导致了人类文明的巨大成就，同时使科学主义盛行，人文价值失落。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人类在科技、理性、资本、进步带来的物质丰富中尽情享受，另一方面，如施特劳斯所说，现代性的危机表现为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20]”。价值虚无主义泛滥。现代西方学者批判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基础，把现代性看作虚妄、天真的梦想，从而也否定了人类对美好未来追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哈贝马斯等后现代哲学家则把现代性看作是一项“未尽的事业”，从理性内部出发，要求拯救现代性，“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纯粹理性的纯粹主义并未在交往理性中复活”[21]，“按交往理性而来的普遍性不同于主体哲学对普遍性的理解，它包含着个体性，这样的普遍性就与压迫、统治和恐怖主义截然无关了[22]”。从根源上说，现代性问题的产生根源于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的突出特征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强调，“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23]，如果现代性问题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哲学的价值与生命力在与同社会生活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彰显，异化与虚无甚嚣尘上的社会现实，悖谬的人类生存境况，需要并非遁离世界的马克思哲学做出积极的回应，那么，生存论维度的解读无疑具有开拓的意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人的存在何以可能”是任何一种哲学形态都无法规避的根本问题。

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对话，生存论转向因循于20世纪90年代学界将马克思哲学置于西方哲学背景下进行理解的致思取向。马克思哲学研究不仅需要同马克思的文本对话，也需要同其得以产生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对话。生存论转向把马克思哲学同自尼采之后的西方新人本主义进行关联性研究，打破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尖锐对立，拓展了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视域，推动了马克思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但探索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生存论转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邹诗鹏.生存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邹诗鹏.实践——生存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3. 张曙光.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 桑 江.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反思[D]. 辽宁大学 2009

 

（原载于（《江西社会科学》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