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八年抗战中，而且贯穿于十四年抗战的始终。面对日本军国主义阴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率先从民族大义出发，果断站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沿，挺起民族脊梁，担负起中国抗战倡导者、先行者和组织者的历史使命，不愧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率先擎起抗战旗帜　持续凝聚民族抗战精神

　　中国共产党长期关注东北形势，心系国家和民族安危。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铁路爆炸声和进攻北大营的炮声，使中共满洲省委敏锐意识到，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连夜起草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宣言”，是中国开始抗战的“法理依据”。而且，身居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还连续6天“不间断”地发出抗日救亡的“最强音”。
　　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连续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十多份重要宣言和决议。这些文件分析和揭露了日本欲占领中国东北进而侵占全中国并称霸亚洲和太平洋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独立的严正立场，号召全国民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更指出世界大战的危机迫在眉睫，呼吁“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早了9年。
　　尽管当时才刚刚诞生10年，且又处在国民党政府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疯狂“剿共”的复杂形势下，但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在第一时间擎起抗战旗帜，成为中国十四年抗战的首倡者和实践者，表现出一个先进政党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十四年抗战中流砥柱作用的最早体现。中国共产党富有预见性地对世界局势所做的判断，同样具有前瞻意义和警示作用。当国民党军队在不抵抗政策影响下节节败退的时候，当西方大国为一己私利大兴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民族先锋和世界先导。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精神动员和思想宣传，坚持领导进步文艺团体和艺术家“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积极创作抗战文艺，鼓舞人心，提振士气。传唱至今且已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贡献的最杰出的抗战文艺精品，因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而成为中国抗战的灵魂象征。《义勇军进行曲》为凝聚民族抗战精神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率先组建抗日武装　持续践行抗日统一战线思想

　　“九一八”事变引燃中华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中国共产党不仅“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而且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全面抗战、长期抗战、人民战争、游击战争、根据地建设等重要战略思想和战术经验。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第一时间自发兴起，参加阶层之广泛前所未有，已经“具备联合作战的雏形”，可谓抗日统一战线的最早萌芽。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派遣刘澜波、金伯阳、王仁斋、李延禄等200多名党团干部深入义勇军加强指导工作，一方面积极组建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从1932年起先后创建10多支抗日游击队，如杨靖宇领导的磐石游击队、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冯仲云领导的汤原游击队、赵尚志领导的珠河游击队，等等。游击队广泛吸收各种反日力量，同样具有抗日统一战线性质。而且，相较义勇军，游击队有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明的军事纪律，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战斗精神，因而“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主体”。
　　伟大实践无不源于伟大思想。“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三天，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团结各族同胞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最早文献，可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源头。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武装民众等3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该宣言被称作“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一块基石”。时隔九日，中国共产党在《一二六指示信》中“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样，从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以红色游击队为基础，联合各种反日力量，相继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到第六军。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完全成为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逐渐展开与国民党爱国军队及其他抗日武装的合作抗战。
　　1935年，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先后发表，正式确定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总路线。1936年底，进一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而“揭开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新篇章”。同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开始建军建制，这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坚持斗争时间最长且创造了无数胜利战果也付出了惨重牺牲的一支铁血部队，其英名彪炳史册。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统一战线旗帜，推动东北义勇军、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乃至东北抗联前仆后继、辗转承接。这一过程既反映了中国抗战的人民性，也证明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另外，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相辅相成，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前六年抗战取得的重要经验。根据地设立的学校、兵工厂、医院、仓库、被服厂以及密营等，为游击战和持久战提供了必要依托。
　　总体上，十四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不仅率先组建独立领导的抗战武装，而且一直模范践行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统战对象和统战范围不断扩大，战略战术经验也不断丰富。经过前六年的运筹帷幄和战场角逐，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形势渐趋形成。“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民族抗战迅速兴起成为必然之势。

　　率先促成国际联合　持续推进国际反法西斯斗争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逆流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反对和抵抗法西斯侵略成为世界性主题。中国共产党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先期探索了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应有的大格局、大战略。
　　1931年底，沈阳“九君子”与英国友人精诚合作，搜集完成了日军侵华罪证材料TRUTH，他们以此为依凭展开国联外交，从而使日本的侵略行径“大白于天下”。1933年2月，在国联特别大会上，42个国家一致表决，构成国际社会联合制裁法西斯侵略的早期壮举。参与这场民间抗日外交的除了中共党员，就是和中共有密切联系的知识界名流，中共满洲省委也给予大力支持，“九君子”重要成员巩天民还是沈阳党史上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这场抗日外交，国际联合程度固然有限，但确是有益的尝试，表明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思想在实践中已扩大到国际层面。1936年，东北抗联的建立则表明国际合作反法西斯已从外交环节发展到军事行动。抗联后期与苏联红军的有力配合，更加表明国际反法西斯合作走向纵深并愈加成功。
　　国际进步力量形成反法西斯合力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世界范围内“和平不可分割”的本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率先尝试了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斗争模式，还多次提出国际合作理念。比如，1935年《八一宣言》提出要“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做友军；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等等。
　　国民党政府还在企图依赖国际调停而迫使日本退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以主动姿态积极调动国际正义力量共同抵制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不仅宣传了中国抗战，也赢得了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在1935年世界各国65个政党510名代表出席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受到无比的尊敬和赞扬”。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国际联合反法西斯理念继续发展，加上中国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地位以及国民政府的推动，终于促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从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前六年抗战的主导和中坚，而且是十四年抗战的倡导者、先行者和组织者。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从民族大义出发，迅速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赴抗日战场，正如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教授所言，“在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力量还很弱小，却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责任，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使命担当”。
　　张　洁（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