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如果停止了新陈代谢、丧失了创新力，哲学的生命就会枯萎，价值就会失落。以儒学的发展为例：从孔子整理编纂“六经”、创立儒家学派到董仲舒建构“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再到宋明理学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赋予儒学新生命，儒学在其2000多年的演进过程中尽管有时式微，但总体来说生生不息。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断创新。

　　对于儒学而言，创新是在继承往圣和诸子的基础上超越他们，既不照着讲，也不接着讲，而是充分把握时代的现实需求，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话题建构新的哲学理论，做到自己讲、讲自己。儒学的不断创新蕴涵着三个维度。

　　其一，核心话题的转向。哲学常常以核心话题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理念创新，核心话题的转向是哲学创新的一个基本路径。汉代大儒董仲舒适应当时社会价值平衡、追求中和之道的需要，参通天、地、人三道，以天人同类、感应相动的“天人感应”学说实现了哲学核心话题从先秦的“道德之意”向“天人之际”的转向；宋代道学家在重建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又汲取“道德之意”的源头活水，使魏晋“玄冥之理”转换为“净洁空阔底世界”，让隋唐“性情之原”变为相对相关的价值空间，创建了“理气心性之辨”的核心话题。正是核心话题的创造性转向，使儒学不断获得新生命。

　　其二，诠释文本的转换。文本是思想和话语的载体。哲学家必须凭借对经典文本的学习、思考和诠释，才能准确提炼体现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推动哲学不断创新。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所依据的诠释文本是“六经”。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哲学理论，所依据的诠释文本是《春秋公羊传》。魏晋玄学依据的诠释文本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宋明理学家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理学所依据的诠释文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教本。无疑，诠释文本的转换也是儒学创新的一个重要元素。  

　　其三，人文语境的转移。哲学属于爱智的学问，体现了一个民族热爱生命、追求智慧的心路历程。就此而论，哲学创新表现为体现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人文语境的转移。正是两汉“百家殊方”、道术分裂的情境，使董仲舒大力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意识形态上维护大一统的格局。正是唐末五代的腥风血雨带来“百花凋敝”的情境，倒逼出两宋的弘文措施。两宋广开书院讲授儒典，兴建学校培养士子，既强化了学者对国家政权的自觉依赖，也促进了文人对民众生活的亲身感受和对哲学思想的自由创造。因此，哲学要不断创新，就必须对其所处时代的人文语境进行深刻把握和理性回应。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国际儒学论坛?2010”上的发言稿摘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