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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经济形势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和保障民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成为中国的发展主题。与此同时，发展进程中面临许多社会挑战和矛盾，我国也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时期。2010年，社会发展呈现哪些特点，未来又将如何应对，本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他也是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物价】：食品等价格的快速上升将使低收入阶层对社会的态度和满意度产生较大影响，而食品价格涨价并没有完全给农民带来实际的收益。
　　 记者：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的收官之年，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端之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李培林：社会发展总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010年上半年，学界还在讨论中国会不会出现二次探底的问题。现在来看，中国应当率先世界进入“后危机时期”，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成长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成长阶段的主题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就是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始的头一年，从我国经济30年的发展曲线、增长曲线来看，可能会重新恢复到10%左右的增长。但是，要防止出现各地过高的发展冲动，特别要防止出现“大干快上”的局面，要防止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苗头。
　　 记者：您提到我国特别要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2010年的CPI也是备受公众关注的焦点，您认为价格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有多大？
　　 李培林：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现非常高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高，2009年开始逐步回落，但是从今年年初到年底为止，价格处在一个不断弹升的过程。
　　 2010年政府制定了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控制在3%左右的目标，现在看来，价格肯定要超过3%。所以，最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也对中低收入家庭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整个消费价格里，食品价格增长非常快，比其他商品要快得多。住房、食品成了拉动价格上涨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特别是食品，对低收入居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分析社会生活变化的时候，不能只看平均数。比如说，人们的收入平均增长多少，有时候，可能60%的人都在平均数以下。
　　 价格对不同阶层的影响不一样，恩格尔系数越高，代表家庭越贫困或者生活水平越低，对食品价格的变化反应会更加敏感，他们会更明显地感觉到生活发生的变化。这个群体人数较多，他们对整个社会的态度和满意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我国政府将控制物价总水平当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
　　 记者：您对控制物价快速上涨有何建议？
　　 李培林：首要是控制基本食品价格过快上涨的势头。
　　 要研究各种方案来控制食品价格，不能单纯依靠食品限价。在市场经济下，限价不是非常周全的方法。
　　 实际上，现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收益，并没有全部到农民的手里，如果到农民的手里，促进了农民的收入增长，那也未必是一个坏事，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因此，要注意加快中国流通体制的改革。我们发现，很多食品的价格，从北京郊区的批发价再到北京市中心的零售价，价格翻了一倍。也就是说中间环节太多，食品价格涨价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的收益。
　　 我们推算，2010年可能第一次出现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
　　 【城市化】：“十二五”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会突破50%的关口，城市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不是土地的城市化，而是人口的城市化，要警惕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改变户籍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
　　 记者：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你如何看待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李培林：在新的成长阶段，城市化将继工业化之后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大力量。在2011年，我们预计城市化水平会达到48%。按现在每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会突破50%的关口，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通过消费方式的改变，通过城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发展给经济和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目前正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在“十二五”期间，整个农业产值比重将下降到10%以下，这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现在经济社会变化不协调。农业产值比重很小，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相对来说比重较大。农业从业人员在劳动力构成当中，还占到接近37%~38%的比重。在常住人口当中，农村人口还占到50%以上。这是由于把进城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计算在城市常住人口。所以在整个城市里面，有一部分还是半城市化，还不是完全的城市化。
　　 但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城市问题。一方面，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人口，但是城市已经出现了过分拥挤的状态。特别是城市的住房、交通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是中国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
　　 记者：城市化的速度很快，在这个进程中，存在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李培林：城市化是继工业化以后一个新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动力，地方政府在城市化方面有很高的冲动。但是这个冲动，更多表现在土地的城市化方面。因为土地的升值幅度很大，潜力也很大，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城市化当中，土地的城市化，成为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土地的城市化并非真正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比例是以人的城市化为标准的。
　　 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进城农民工难以转成市民。这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很多关于户籍的试点都表明，改变户籍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
　　因为他们还是要能就业，要在城市里住有所居，能够加入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
　　 2010年以来，我国大规模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最近，很多地方开始试点。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改变户籍的问题，而是要在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
　　 还需要关注的是，部分农村地区的衰落和老龄化的问题，这在其他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比如在不同的职业当中，像干部、白领阶层、CEO阶层，他们年龄和特征在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唯一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农民逐步老龄化和工人的年轻化。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工人队伍，使工人年龄越来越年轻，但是农民的年龄越来越大。
　　 城市化的本质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在整个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要警惕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不能以农民的贫穷为代价实现中国城市化过程。
　　 【消费】：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是持续下降的态势。2010年，人们的信心指数逐步增强了，现在到了以汽车和住房进入家庭消费的新的大众消费阶段。
　　 记者：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在消费上，2010年我国呈现哪些特点？
　　 李培林：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一直是持续下降的态势。现在在居民消费支出当中，食品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城市已经下降到了35%左右，农村达到了40%左右。按照现在研究的推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相对来说，比实际水平还要高一些。因为中国的住房在消费支出里面计算的比重很小，主要因为中国住房自有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住房私有在80%以上。一是众多农民都有住房，二是城市在一个时期把住房卖给居民。住房的租金直接计算在消费里面，而当有了自己的住房，按照住房50年周期，每年按2%的比重计算消费。
　　 很多国家住房占消费比重接近1/3左右，现在住房占消费比重都较小。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满足温饱衣食消费高潮过去以后，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为主的第二次消费高潮，现在到了以汽车和住房开始进入家庭消费的新的大众消费阶段。
　　 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状况规律基本一致。经济上出现了三次高速增长周期，消费也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第一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次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在进入到2010年以后，消费开始重新启动。但是，中国的消费增长会出现一个比较缓慢增长的过程，不会出现消费真正大规模的启动。因为最近十几年来，居民消费率是持续下降的，这也是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要求。现在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在以后的经济增长中，希望能从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于国内自身的消费。
　　 2010年，人们的信心指数逐步增强了。一般消费高潮的启动，首先是从人们的消费心理变化开始。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信心指数对消费行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和因素。
　　 【劳动力】：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家庭的架构小型化，一个独生子女上面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家庭很难继续延续家庭养老和代际养老的体系。
　　 记者：2010年出现了富士康的工人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也有一些企业出现了由于人的原因造成的停工，如何解读这些现象？
　　 李培林：对这些事件的发生，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新生代农民工很多都是小家庭出来的，没有经过农村艰苦的农工劳动。所以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吃苦耐劳的程度上以及社会经验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也有说他们是个案问题，有的是因为婚姻问题，有的是因为欠债问题，有的是因为发生了个人纠纷。但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仍处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比如现在农村大概还有3亿多劳动力，按照18亿亩耕地推算，大概只有1亿多农民就足够了，还有2亿多农民工要转移出来。现在让农民富裕起来，首先就要转移富余的劳动力。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群体老龄化，不是说不能转移出来，也不是说农业劳动需要他而转移不出来，而是因为他年龄过高、转移成本过高。现在的企业更加喜欢招收17至25岁，能够吃青春饭的这部分人。这就是所谓劳动力匹配的问题。
　　 记者：劳动力匹配的问题在我国是不是会长期持续？
　　 李培林：劳动力匹配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就是专门研究劳动力匹配方面问题的。随着招工难的问题进一步延续，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的经验，现在一些发达省份正在研究制定规范，关注如何让这些劳工正常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何形成企业劳工工会和政府之间关于集体劳动纠纷协商机制，以及如何把出现劳动纠纷纳入法制化的渠道。
　　 现在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学界虽然有不同的假定和推论，但也有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均衡发生较大的变化是在“十三五”初期，也就是2017年、2018年左右。现在已经持续一个阶段，这不是一个节点问题，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到2018年会走向一个负增长的过程。但是这不是说到一个点上，就会发生大的问题。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新的变化的状况。与此同时，老龄化会进一步加速，比如老年人的抚养比、老年人口的比重，以及老年人口的总量，都会进入到一个较快的增长过程。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老龄化的问题，我认为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不是太够。中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人们的预期寿命在延长。中国的退休年龄比较早，普遍是男60岁，女55岁，说还要继续延长，因为很多国家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70岁。但是对于中国的挑战来说，这是社会保障的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还没有社会养老保险，而家庭的架构小型化，“124”家庭，一个独生子女上面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家庭很难继续延续家庭养老和代际养老的体系。
　　 【社会改革】：社会体制方面，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方面都是不相适应的。收入分配的改革将触及到核心的、既有的利益格局，希望能够加快形成达成共识的改革方案。
　　 记者：回顾2010年，请您对社会发展做一个总结，哪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李培林：全面推进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改革的主题是经济。当然，经济改革还要推进。但是在中国，毕竟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而社会体制方面，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方面都是不相适应的。要把社会改革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社会改革逐步成为一个改革方面的主攻方向。
　　 第一，如果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验就是快速增长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多要触及到核心的、既有的利益格局，收入分配不是给人们普遍带来收益的过程，而是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我们希望能够加快形成达成共识的改革方案。
　　 第二，我国要充实基础财政，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现在整个财政体系资源往上集中。这样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对乡镇和县一级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地方为了财政运转，会多一些收费，这就造成了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因此，公共财政的方向，很重要的是增强基层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第三，积极推行促进就业的投资和工商政策。就业政策不是就业本身，当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时候，投资和工商政策不是以GDP增长作为唯一的标准，还要促进就业。
　　 第四，处理好住房消费这个突出的问题。尽管2010年以来，政府采取了非常密集的、一系列的控制房价的政策，但是至今这个房价还没有真正出现稳定下来的苗头，很多人还在担心房价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态势。因此，还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坚决控制好房价。因为现在这也是影响了群众对整个社会态度和满意度的很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