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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时期粮食产量问题研究
作者：来源：发布时间：2012年07月25日 点击数：
［摘 要］伪满时期粮食产量出现了由大幅下降到逐步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水平的情况。这既是日伪当局用刺刀和各种行政手段逼迫下的畸形的殖民地农业经济的结果，也是东北地区广大农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伪满时期采用的一些农业生产技术和方法，根本目的是为了竭力掠夺东北地区数量庞大的农产品，绝不是为了发展中国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善意之举”，但这些技术和方法毕竟为粮食产量的逐步恢复发挥了一定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伪满时期；粮食；产量；研究
［作者简介］卢 骅，1957年生，辽宁社会科学院信息工作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辽宁沈阳 110031）
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粮食年产量究竟几何？伪满时期粮食产量逐步恢复的原因何在？怎样看待伪满时期粮食产量逐步恢复以及日伪的农业政策措施？日伪当局推行粮食政策的实质和后果究竟怎样？这是本文力图正确回答的问题。
一、伪满时期粮食产量究竟几何？
关于伪满时期粮食产量问题，学术界一直讳莫如深。一般认为，“在伪满十四年中，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伪满时期粮食“产量始终没有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1〕换言之，就是伪满时期年最高粮食产量还不及1930年水平。这种说法恐怕与事实有些出入。我们知道，衡量农业生产停滞与否，关键要看粮食产量是否增长。据统计，1943年度伪满粮食产量为1941.39万吨，创下伪满时期年度粮食产量的最高纪录。〔2〕而东北（不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粮食产量1924年为1457.1万吨，1930年为1886.5万吨。〔3〕1929-1931年，东北粮豆平均年产量为1877.4万吨。〔4〕两相对照，说明1943年度伪满粮食产量确实高于“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水平。
伪满统治东北地区长达14年之久。从总体上考察，伪满时期粮食产量曾呈现逐步恢复提升的态势。以1935-1940年伪满粮食产量为例，参见下表：
1935—1940年东北地区主要农作物产量比率表
（以1934年为10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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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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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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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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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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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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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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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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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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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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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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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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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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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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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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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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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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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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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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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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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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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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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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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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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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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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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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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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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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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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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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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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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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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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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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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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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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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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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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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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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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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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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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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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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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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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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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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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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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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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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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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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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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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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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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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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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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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北经济小丛书》，沈阳：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印行，1947年，资源及产业篇，第9表，第23页。
由上表可知，1935—1940年伪满粮食产量，除1939年、1940年等个别年份大豆、高粱、小麦等品种略有下降外，总体上还是保持逐步提升态势。而1942—1944年则连续3年保持“高产”纪录。其中，1942年粮食产量为1805.3万吨，1943年为1941.39万吨，1944年为1928.73万吨，1945年估产为1812.12万吨。〔5〕以小麦为例，伪满初期平均每年生产100万吨左右，由于小麦单位面积产量较少，日伪当局为多打粮食，采取重量不重质、奖励种植产量较多作物的农业政策，致使小麦播种面积减少，其产量也随之下滑。日本侵略者对大米的需求量大，故伪满时期水稻耕种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耕种面积由21万公顷增至38万公顷，产量由52万吨增至77万吨。〔6〕
有学者坚持伪满时期粮食产量出现下降的观点，可能是把单位面积产量与总产量混淆所致。伪满时期主要农作物每公顷平均产量确有不同程度下降。以1935年的产量为100，到1943年，高粱为89.4%，谷子为99.1%，玉米为88.3%，小麦为62.4%，水稻为94%。〔7〕由此可见，伪满时期粮食生产确实出现单位面积产量减少问题。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日伪政治统治黑暗以及军事、外交等因素影响外，还有伪满反动的农业政策、僵硬落后的土地关系以及地力减退等诸多原因所致。可是，单位面积产量与总产量毕竟是两个概念。尽管有些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但年度粮食总产量还是呈现逐步提升态势。主要因为：第一，不是所有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都在下降，有些农作物产量基本保持增长态势；第二，可耕荒地被大量开发种植，既影响到单位面积产量的提升，也冲抵了单位面积产量对总产量的影响；第三，有些旱田（多为良田）改为水田后，影响到旱田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第四，一些影响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得到缓解，如强力推行农业生产技术，使用化肥以解决地力减退问题等等，有助于总产量的提高。
伪满时期粮食总产量在数字上是否有水分？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不能断言，伪满时期粮食总产量在数字上没有水分。但从伪满统治14年来“出荷”粮逐年递增的情况分析，粮食总产量的数字大体是可信的。据统计，1943年和1944年，伪满实际完成“出荷”粮分别为767万吨和879万吨，分别占年度总产量的39.5%和45.6%。〔8〕我们知道，日伪当局为了确保完成“出荷”粮任务，极尽法西斯之能事，可谓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卑鄙残酷。但是，农民如果没有打下那么多粮食，是无论怎样搜刮也无法完成这样繁重的“出荷”任务的。
二、伪满时期粮食逐步恢复的原因何在？
有人认为，在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傀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施法西斯残酷统治，严重摧残了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而伪满时期粮食产量却出现逐步恢复提升的情况，这在理论上说不通，甚至担心陷入“日本殖民统治有功论”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于是，困惑不解者有之，避而不谈者亦有之。但是，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对伪满时期粮食产量问题采取回避或不解态度，就难以对东北沦陷时期农业史作比较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伪满时期粮食产量之所以能够逐步恢复提升，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1.伪满时期粮食产量能够逐步恢复提升，既是东北地区广大农民和国内外移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也是日伪当局用刺刀和各种行政手段逼迫下的畸形的殖民地农业经济的结果。
据统计，1943年东北总人口为3997万人，其中农民5112627户，农村人口32225937人。〔9〕中国农民一向有着勤奋和吃苦耐劳的传统，他们世代为农，与土地相依为命，既能干又聪明。据伪满时期《榆树县农田耕耘状况调查》报告记载：“榆树县之农民，对于大段农田之耕耘，不但得法，亦特别勤劳，耕则借用牛马之力，耘则完全依人力为之。普通对于一垧之种植都深耕易耨。并且要三耕三耘，笃农之家尚有耕耘四遍者。乘时为之，不敢一日或忽也。榆树县之农民勤苦耐劳，乃天性使然，无惑乎农产物之收获量逐年增加也”。〔10〕这段文字，道出了伪满时期粮食产量能够逐步恢复提升的真实原因。但该调查报告称伪满时期东北农民勤苦耐劳“乃天性使然”，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从本质上讲，勤劳朴实是中国农民的“天性”；但在伪满时期，很多农民并不情愿为日伪反动当局效力，尤其是在伪满初期，他们曾揭竿而起，奋起抗日，致使大片土地荒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陷于紊乱状态，农业政策，毫无可言，所有土地，多已荒废；此外，且屡受天灾，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北部发生空前水灾，越一年，东北全境，复遭水患，因受此二年水灾以及战乱，东北荒废之土地，约达一八0万公顷；该期之农业政策，已无暇顾及开发”。〔11〕这就是伪满初期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到了1935年，伪满粮食产量开始出现逐步恢复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伪反动统治秩序的逐步建立，以及重量不重质的农业政策。一方面，日伪当局强令各地区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农业增产计划，大量种植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作物。特别要增产马铃薯和甘薯，有计划地使之粮食化。同时，对非急需农作物如西瓜、香瓜等绝对禁止种植，对蔬菜种植面积亦采取限制措施，以“谋求增产每一粒所需农作物”。 〔12〕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强制农民从事粮食生产。在东北粮食主产区，日伪当局以“为提倡农家增产”为名，不惜采取委派“农业增产工作班”、“除草督励工作班”、“农产物搜荷督励工作班”等做法，“届期分班下乡分头工作”。警察也“直接转向对增产的协助”。〔13〕这些“工作班”和伪警察下乡“督励”，绝不是简单的口头“督励”就罢手的，如果有人不服从他们的“督励”，轻者拳脚相加，重者关押治“罪”。这种严苛残酷的“督励”手段，完全是法西斯暴行，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2.“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农业的雄厚基础，为事变后东北粮食产量逐步恢复提升创造了条件。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沃野千里，温度适宜，“九一八”事变前已是世人瞩目的“大粮仓”。据1940年统计，东北耕地达1659万公顷，其中旱田1626万公顷，水田32万公顷，果树1万公顷，还有1635万公顷可耕荒地。〔14〕对东北这座“大粮仓”，日本帝国主义垂涎已久，其处心积虑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要最大限度地掠夺东北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战略资源。
（2）在清末民初，从中央到地方官府均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为东北地区农业发展创造了较为便利的条件。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清末东北陆续设置了一些农业行政、科研、教育和推广机构，据统计，“当时东北各地设立的农业试验总场、分场及农学研究所计23处”。〔15〕民国伊始，中央设农商部，省设农矿厅，县设实业局及农会、商会等机构，有的县还设立农事试验场，专门研究推广农业改良种植技术等。
（3）东北地区农业受中原和西方农业文化与技术的影响，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特别是西方近代农业技术开始传入东北地区，是一个重要因素。清末时期，东北各地设立的农业试验总场、分场即“普遍运用西法进行土壤分析，以及选种、播种、施肥等种植技术方面的试验，大量引进、试验国内外优良品种和新式农具。奉（天）、吉（林）两省还先后试种成功冬小麦，在东北解决了一年两熟问题。黑龙江省又从日本引进暖室技术，可在冬季栽培蔬菜”。〔16〕“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农业试验及推广即以良种引进和推广为中心工作，在东北各地普及了“四粒黄”大豆等改良品种，取得显著成效。1921年，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在哈尔滨设立分店，大批外国新式农具得以输入东北，很多农场使用拖拉机、播种机、割草机、打谷机等农业机械。东北南部地区则开始引进、生产和使用硫胺、硫酸铵等化学肥料。
（4）从清末东北开禁到伪满时期，关内移民大量涌入这一地区，不仅带来急需的劳动力，开垦出大量耕地，也把中原农业传统技术传入东北。据统计，从1924年到1931年，东北耕地面积净增8880万公顷。〔17〕这些新增耕地主要是因为北部垦区扩展所致，而创造这一业绩的主要是东北农民和关内移民。随着大片土地被开垦，东北农产品产量迅猛增长。历代东北农民既注重学习中原农业生产技术，也开始借鉴西方近代农业技术的引进、试验、推广和普及工作，并结合东北地区实际，独创出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技术，如育种技术、“三三轮作”、农具改良、兴修水利等等。由此可见，伪满时期粮食产量逐步恢复是建立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农业雄厚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上述有利条件，伪满时期粮食产量逐步恢复提升是根本不可能的。
3.国外移民带来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为伪满时期粮食产量逐步恢复提升提供了一定条件。
伪满时期东北移民，除数量庞大的关内移民外，还有一部分日本和朝鲜移民。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就向东北移民。据统计，到1936年7月，移入东北的日本人已达71万人，朝鲜人达到85万人，强占民田180万亩。〔18〕1936-1945年，日本又向东北移民10.6万户、31.8万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19〕日本和朝鲜移民以农业移民为主体，他们不仅强占了东北农民大量土地，使许多农民破产而极度贫困，也使得东北地区农业劳动力得到急剧增加，并对东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产生一定影响，后者主要表现在农业栽培技术与耕作方法改良、兴修水利、农业机械作业、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而影响最大的是水稻技术的推广和水田业的发展。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大米、保证军粮供给的需要，日伪当局极力推行移民计划，并提供各种便利和援助，加之日本和朝鲜移民都具有种稻传统，他们在东北地区大多从事水田耕作和经营，其水稻种植比率和产量高于当地中国农民，这就刺激了东北地区水田业的发展。但日本和朝鲜移民在东北农业人口中只占极小比重，因而其耕作的水田面积并不是很大，其中日本移民耕作水田仅占东北水田面积的6%左右。〔25〕当时从事水田生产的仍以东北汉族农民及朝鲜族农民为主体，他们才是东北水田开发真正的主力军。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伪满时期东北水田开发及水稻生产得到增长。从东北水田面积来看，1933年有74695公顷，1936年增至183745公顷，1937年猛增至215720公顷，到1941年已达363649公顷，1942年和1943年，又先后造成水田4.6万公顷和38.2万公顷。东北水稻产量，1932年只有109790吨，1937年增至526608吨，1939年已达743518吨。〔21〕
4.日伪当局为了从东北掠夺更多粮食，不得不制订和采取一些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
诸如开荒、开发水田、改良肥料、改良农具、普及排灌设备、改善耕作技术、改良和配备良种、消灭病虫害、设立农业试验机构、设立模范农场、开展“自兴村运动”、奖励农业共同设施、普及“兴农合作社”、整理农地制度等等，使得东北地区近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基础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譬如，在育种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将育成之种子，于东北三十六处原种场实行繁殖，然后送至省、县经营之劝农场再加繁殖，最后，则移种于农民委托采种圃，收得大量种子后，即配予农民”。〔22〕当时，“关东一号”棉花、“丰光”甜菜、“万字”柞蚕、“宝仁”花生、“大白”栗、“黄宝珠”大豆、“万年”水稻等改良品种基本普及，推广这些优良品种比种植旧种可增产粮食一成以上，就整个东北地区农业生产而言，每年最低可增加160万吨粮食。〔23〕
此外，东北农民开始采用农药浸种等近代科学方法防治作物病虫害。据记载，从1942年到1944年，“每年对于主要粮谷高粱耕种面积80%，谷子80%，小麦55%，实行种子消毒”。〔24〕另外，化肥和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推广和应用。“在水稻、棉花、果树等作物的生产管理中普遍使用化肥。1941年，东北每公顷耕地平均使用化肥2.75公斤。伪满时期，东北约有六十余个机械农场，拥有拖拉机500余台，机耕面积30000公顷左右”。〔25〕以改良犁为例，使用这种“洋犁”耕作，可将传统浅耕法变为深耕法，其“实际成绩，平均增收15%有奇，且杂草之生殖较少”。〔26〕1936年8月，伪“满洲农机具改良委员会”成立，并在各农事试验机构进行试验。1936-1940年，由“满洲拓殖公社”输入供黑河地区及呼兰一带日本移民使用的大型农具，即有拖拉机237台、收获机253台、犁254部、打谷机3台、束禾机4台、播种机4台。〔27〕当然，伪满时期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还极不平衡。在日伪当局扶持下，东北之日本移民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于当时中国其他任何地方。此外，东北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对高一些的主要分布在北部耕作小麦之农民，以及各农业实验村、实验农场等。由于拖拉机等动力机械较少，当时农业机械实际上还是以畜力牵引机械为主，因此，整个东北地区还谈不上农业机械化。尽管如此，各种农业机械的使用，以及优良品种培育推广、兴修水利等农业生产技术，在土地开垦、耕种、管理和收获，以及提高劳动效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结语
伪满时期粮食产量逐步恢复提升是建立在广大农民血汗基础之上的，是对广大农民的剥削与掠夺。由于日伪当局实行所谓“粮谷出荷”、“粮食配给”两项残酷政策，农民群众打下无尽粮食，却被日本帝国主义悉数劫掠，自身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这是伪满14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农民制造的最深重灾难。
日伪当局为了从东北攫取粮食，实行农业生产统制政策。其具体措施包括：确定各县农产品生产和“出荷”——征购农产品数量指标,对村屯实行种植统制,规定农户种植顺序,在粮食生产种类上转向重量不重质,造田和复耕“二荒地”,使城镇劳动力归农，强制组织非农户女子和青年“增产奉仕队”到农村服役等。日伪当局出于多产军粮的考虑，肆意调整农产品种植计划，尤其是导致东北大豆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至1935年，大豆种植面积指数由100下降到63；大豆种植比例也由31.1%下降到25.2%。〔28〕高粱、谷子、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则大幅增加。
日伪当局对东北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使其推广的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受到禁锢，也使东北地区出现粮食逐步恢复提升，但广大农民群众却衣食无着的凄惨局面。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回避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业的残酷“统制”和掠夺，无视东北农业的基础条件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成果，把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粮食逐步恢复提升归因于“日本殖民统治”，是及其荒谬的。对于所谓“满洲开发有功论”、“日本对满洲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及其它类似的荒谬论调，必须予以严厉痛击和彻底否定。
〔参考文献〕
〔1〕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7页。另见朱艳、李闰华：《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李莹、刘春霞：《“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对东北经济的掠夺和破坏》，《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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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北经济小丛书》，沈阳：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印行，1947年，农产、生产篇，加工篇。李澍田、衣保中：《“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粮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评估》，《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4〕佐藤贞次郎：《满蒙资源论》，东京：日本评论社，1934年，第66页。
〔5〕〔6〕〔7〕〔8〕〔9〕〔11〕〔14〕〔21〕〔22〕〔23〕〔24〕〔26〕〔28〕《东北经济小丛书》，沈阳：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印行，1947年，资源及产业篇，第23页第9表，第23页，第11页，第33页，第9页，第10页，第38页，第26页，第30页，第23页，第24页，第23-24页，第26页。
〔10〕〔13〕佟屏亚：《中国玉米生产发展史略》，《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
〔12〕《兴农部次长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1944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l4卷《东北经济掠夺》，第441-442页。
〔15〕〔16〕〔25〕衣保中：《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国农史》1994年第1期。
〔17〕《东北农业统计材料》，沈阳：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印行，1950年，第3页。
〔18〕神户中雄：《满洲移民问题的实绩调查》，日本学术振兴会1936年，第62页。另见章有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辑，第509页。
〔19〕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5页。
〔20〕东亚研究所《开拓民じ关ちる资料の调查研究(中间报告)》，1941年，第53-54页。
〔27〕郭文韬等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371-372页。
原载核心期刊《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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